現在每當看到滿街跑的“餓了么”之類的送外賣小哥隊伍時，我就會聯想起早年在老家農村給田頭干活的伯父與堂哥“送點心”的往事。那是已模糊且久遠的真實歷史；那是已淡忘又難忘的童年情趣。

　　大約在我六七歲或者七八歲時，也可能是我剛開始讀書的假期間，總之就是我在家“閑著”的時候，我曾有干過類似于現在“送外賣”那樣的“臨時工”。當然，兩者是有天壤之別的。時代不同，地點不同，對象也不同，意義更不同。如果說也有一點相近之處的話，那就是意向基本相同，都是給人送吃的。

　　半世紀前我們江南一帶的農村比較落后，農村人主要還是靠田里干農活度日，沒有機械化的作業，大多人是處于“腳踏泥土背朝天，一把鋤頭干一天”的勞動狀態。一天接一天的強體力勞動確是夠辛苦的，所以“吃點心”就成為干活人理所當然的“加油”之由了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的一位伯母派一任務于我，叫我替她“送點心”給在田里干活的伯父與堂哥，并承諾說回來后會給我留一點“點心”作為“報酬”。在那個疲憊的歲月里，農村“閑著”的孩子們本是沒有資格享受“吃點心”的待遇的，所以聽到有留點“點心”給我的承諾，對于沒多少東西吃的孩子來說確是很有誘惑力的。我當時或者也曾有想：反正自己“閑著也是閑著”，自然沒有思索就滿口答應了。

　　那個年代所說的“點心”，在當時農村有兩種解釋：一是給人吃的食物(主食)；二是也有指時間，就是下午二三點鐘左右，如有的人說“現在到了點心(時間)了”，就是此意。

　　那時的農村“送點心”還含有多種內容或意思，如新春里有親戚與族親人向新婚人“送點心”的，這種“點心”比較豐盛，大大超過一碗“點心”的價值。也有已出嫁的女兒向娘家長輩“送點心”的，送的有“四大盒”“六大樣”“八大樣”等，大多在木制的“圓籠”內放了幾大盆肉、魚之類的佳肴，一大擔挑到娘家。當然這些“大點心”卻是大人們干的活，而我則只是送送“小點心”而已，其意義與價值自然相差很遠。

　　我負責的送“點心”之路與我家的距離并不算遙遠，從我的老屋門頭到伯父與堂哥干活的田頭也只有幾百米，最多也不會有一公里多的路程。那條路雖然是鄉間的小泥路，在當年也可說是“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康莊道路”。雖然路上較冷清，但路邊并沒有河流與池塘，也沒有陰森可怕的樹叢或汪汪的小狗，基本不會有“不測”之憂，更不會有詐騙或拐賣之類的壞人藏在暗處等著孩子的出現。所以在那個年月那段路也算是比較安全的了。

　　我送過的“點心”一般有米飯、年糕、面條、粉干等普通家庭食物。送“點心”用的器具是木制籃(也叫飯桶)或者有時是竹籃，具體不記得了。一般只有二三人的食物加上碗與筷，最多也只有二三斤的重量，在那時對于我來說也算不上有多大壓力與負擔，況且伯母說的那句“回來時留一些給你”的激勵式“報酬承諾”，就是我當即勇敢承擔此任務的最大動力。

　　干此活并不太累，也不會無聊。因為在伯父與堂哥吃點心的那一時刻，我可毫無顧慮地獨坐在田埂上，欣賞著身臨其境的田間美景。那時沒有其他阻擋物，感覺田地特別空曠；那時更沒有污染，感覺空氣特別清新。當太陽照到一片田地中，特別光亮。偶爾飛過一陣流云，暫時遮住陽光，田地中掠過的陰影出現一種平時在家中看不到的色調變化，也是一種景致(當然這些是現在想到的話)。于是，我對“送點心”的勞動還會產生一種猶如今人“田園風光親子游”一般的開心，甚至還有點像“雞毛信”故事中海娃送雞毛信那樣的自豪感。

　　可能是我經得起途中“不偷吃”“不失手”等的實踐“考驗”，我的勞動終于得到伯母的充分肯定。于是，有一就有二，后來伯母就接著連續多次分派給我“送點心”的任務，我都是能夠遵照伯母之囑，出色地完成每次任務，而伯母也是每次如實兌現“留一點給你”的承諾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伯母留給我的“報酬點心”是糯米飯，我因肚餓吃得很香，深感伯母是個說話算數的人。雖然那時是個“虛虛實實”“真真假假”的年代，雖已過了“大躍進”“浮夸風”的“狂熱時代”，卻又進入“反潮流”“破四舊”的“火紅歲月”。說話算數的人是多么珍貴，多么令人尊重！

　　提到伯父，我又想起了另一件往事。我的伯父是一位很普通的老實農民，記得有一次正是村中大游行，多人抬著一張放領袖像的八仙桌，領袖像外面再做了一個小亭式木框罩，要抬著游行。這時我的伯父叫大家先停一下，他立即到田里拔了兩大把快要成熟了的綠油油、濕淋淋的稻穗，分兩邊分別綁在了領袖像前的木框上，一看就像國徽邊上的麥穗一樣，立馬感覺靈氣多了。我那時心中就覺得我的伯父很有“發明創造”與維護領袖形象的大局政治意識。所以我給伯父“送點心”又多了一份敬意。

　　貧乏年代的農村孩子到田地里玩也是比較樂意的，尤其是秋季，我平時曾與同伴們在田間做過“打游擊”之類的游戲。那時若借“送點心”之便完全可以去找些泥鰍之類的順便“活”玩玩的，但我心中一直惦念著的還是伯母的承諾尚待兌現，所以我還是能夠分清“輕重緩急”的，自然就不會過多地在田間逗留。況且伯父與堂哥吃點心的勁頭與干活的勁頭一樣十足，一下子就全部消滅了滿滿的“點心”，只留一個輕輕的空“飯桶”給我。那時雖然我的肚子與“飯桶”一樣也是空空的，但心想我已為勞動者而勞動了，所以在回家的路上還是挺開心的，甚至還有種完成使命后的輕松與愉悅。當然，更多的還是心中那種即將到來的期待與渴望的誘惑力。

　　其實任務分配后的“執行力”如何并不在于“激勵回報”的價值大小，而在于承諾兌現的“可行性”�！八忘c心”只是當年農村中很常見的小活，與現在的“送外賣”自然是大相徑庭，但是在那個年代，“真實性”與“可行性”的激勵機制對于一個孩子來說確有著十分鄭重的標桿式教育意義，甚至可能影響到一生。